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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烟台地方史①:辛亥革命前后烟台市的社会状况

2011-05-16 15:24:48

来源:水母网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烟台市的社会状况

    第一节 烟台开埠与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烟台自古就是百业早兴,经济发达,文明昌盛之地。早在五六千年前,烟台境内的先人就开始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这里开拓创造,农、牧、渔、盐和手工业已相当发达,西周时即有“小麦之邦”的美称。古莱子国和牟子国的国都,就在黄县和福山境内。唐宋时期,芝罘、莱州、登州已成为南北海运主航道上繁华的商埠;掖县、蓬莱是莱州府、登州府治所所在地,是胶东的政治经济中心。明清时,烟台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烟台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物产,发达的商业,却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觊觎之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烟台市和全国一样逐步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烟台市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水陆交通便利和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英、法、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把侵略的魔爪伸向这里。从此,烟台人民遭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一方面,列强在烟台强行开埠,抢掠矿产资源,人民饱受丧权辱国之苦;另一方面,清王朝和军阀政府昏庸腐败,强征暴敛,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美等国于1858年6月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新增登州(今蓬莱)为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政府以登州港口水浅且无遮蔽为由放弃登州改烟台为通商口岸。烟台开埠后,西方列强依靠其攫取的外交和经济特权,控制了烟台及周围港口的海关大权和金融市场,外国洋行垄断了进出口贸易和海上运输业,烟台在日益加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艰难挣扎。

    1861年烟台开埠后,在西方经济的刺激下,民族工商业有了萌芽和初步发展。如1887年,李宗岱(广东佛山人)在招远玲珑开办金矿,1892年产黄金2400两。1897年其子李家恒继承父业,重振招远黄金生产。到1898年年产黄金7000两,矿工达到3000人。在烟台民族工业中,影响最大的是1892年由南洋华侨张弼士(广东大埔人)创办的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这是近代中国首家葡萄酿酒工业。1914年,张裕公司经北洋政府工商部注册,正式投产。1915年,烟台张裕公司生产的可雅白兰地、味美思、红玫瑰葡萄酒和白葡萄酒4种葡萄酒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一举获得4枚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在航运方面,1905年,张本政兄弟(辽宁旅顺人)创办的烟台政记轮船公司,到1920年拥有轮船15艘、大舢板20双。并在丹东、大连、天津、龙口、青岛、香港设立分公司。1910年,黄县人李子初集资创办了肇兴轮船公司,并在龙口、大连设立了分公司,其营运航线主要在龙口至营口一线,1919年还开辟了汕头、厦门、汉口等航线。1915年,威海人李东山创办了烟台宝时造钟厂,这是中国近代首家机械造钟工业。1918年该厂试制出第一批机械钟表,后来还在上海、天津设立分厂,其钟表质量超过日本,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在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带动下,烟台还先后创办了生明电灯公司、瑞丰面粉公司、中蚨火柴公司和醴泉啤酒厂等民族企业。但是,西方列强开辟烟台为商埠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而是为了掠夺烟台的资源,控制烟台的市场,攫取更多的利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方列强以军事为后盾,采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手段,加紧对烟台全境进行控制和侵略。

    在政治上,西方列强利用关税特权和领事裁判权欺压和勒索烟台人民。烟台开埠后,英、法等国根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在烟台获得了关税特权和领事裁判权。如烟台海关原本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受清政府总理衙门下设的三口通商大臣和海关总署的双重领导,掌管烟台港口的管理大权。但是从1862年3月,烟台东海关建立并由英国人汉南担任海关税务司之后,烟台海关的大权就落入英人之手。同时,外商在烟台还有减税和免税的特权。他们执行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协定关税”税则和税率,除一部分商品按10%左右交税外,其他进出口货物均按“值百抽五”,即按5%的税率缴纳。1901年后,为抵押“庚子赔款”,清政府同意将烟台及其两侧50华里的系山口(牟平)、八角(福山)等海口,并入东海关管辖,这些海口稽征的税款改由东海关储存,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动用,以此加强对中国税收的控制。烟台开埠不久,英、法、美、德、日、俄、丹麦、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等17个国家先后在烟台设立领事或代理领事,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并在烟台设立外国领事区和侨民居住区。这些国家的侨民在烟台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和审判,从而使中国丧失了部分地方主权。1876年6月,英国政府以“云南事件”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又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该条约规定,英国可派员“观审”中国各地方政府审办有关英国人生命财产的案件,即英国政府有权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不仅如此,西方国家为了把烟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还一直蓄谋在烟台建立外国租界区。1866年,英、法等国就提出辟设租界的要求,清政府虽被迫同意,但并未付诸实施。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在烟各国领事再一次发动辟设租界的活动。其实,早在1893年,英、法等国就联合成立了烟台工商局,这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对未来“租界”进行行政管理的机构。工商局还负责统领各国领事馆私设的巡捕。工商局的设立,使烟台地方政府丧失了对外国人居住区的管理权。1904年,德国驻烟台领事连梓暂代“首席领事”,他纠合英、法、日、荷兰、比利时等国,向烟台地方政府提出发给各领事馆“巡捕执照”的要求,胁迫中国政府承认外国巡捕的合法性,并提出将外国侨民居住区划作正式租界。他们还通过驻北京公使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由于中国政府和烟台人民的坚决反对,始终没能得逞。

    在经济上,西方列强通过设立洋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垄断烟台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市场。烟台开埠后,西方商人大批涌入,他们利用获得的种种特权开设洋行,并将其侵略重点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第一个在烟台开办的外国洋行是1864年由英国商人考尔纳伯•恩克弗尔德开办的和记洋行。该洋行主要经营普通商务、保险与代办业务,由其代办的船运商号有中印船运航运公司等20余家。1886年,该行还开办了烟台至天津、烟台至香港的航线,拥有轮船3艘,并经营胶东土产品的出口,是烟台具有垄断性的船务与保险公司。1877年,德国为掠夺胶东半岛的生丝,在烟台建立了第一家规模较大的缫丝局,以先进的染色技术和低廉价格与胶东手工织绸业竞争,严重的打击了胶东的丝绸生产。1886年,德国商人奥托•安滋创办的盎斯洋行,首创胶东缫丝与花生的出口业务,使烟台港成了花生出口港。外国洋行在烟台的肆意掠夺,都得到了领事馆的支持。盎斯洋行的经理就是德国驻烟台的领事。俄国人1896年创办了士美洋行,其创办人士美斯是俄国在烟台与海参崴的贸易代理人。该行早期的主要业务是金融业,是俄国亚洲银行在烟台的代办处,还经营航运业务,自置轮船往返于烟台与海参崴,并从烟台出口草帽辫、花边、刺绣、发网等商品。英商仁德洋行创办于1893年,是胶东经营发网与花边的“托拉斯”,在山东省出口贸易中居首位,还经营10余家保险公司业务。美商美孚洋行创办于1899年,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烟台的分公司,主要经营煤油,并垄断了烟台的煤油市场。其经营范围以胶东为中心,覆盖牛庄、丹东、大连、天津及整个东北。希腊等国也竞相在烟台开设洋行。从烟台开埠到1910年,外国人在烟台开设的洋行达40家。

    外国洋行建立后,首先垄断了烟台的对外贸易业。他们大量进口洋布、洋纱,猛烈冲击胶东的土布、土纱市场,数以万计的农村手工纺织业者失去了生计,还使烟台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严重的贸易逆差。据1889年统计,洋货进口为451.67万两,而土货出口仅为40.19万两。同时,外国洋行还垄断了烟台的金融业和邮电通信业。在烟台的英国汇丰银行烟台分行,由于得到英国外交部的支持,在烟台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它除了发行纸币和经办保险、汇兑外,还经营储蓄业务。汇丰银行以极其低微的利息吸纳中国人的存款,又以高利息转贷给中国小商户,以中国人的存款来赚中国人的钱。汇丰银行因其参与国际银行团,完全操纵了烟台的金融市场,成为西方列强对胶东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烟台的电讯业,始于英人开设的大东电报公司和丹麦人开设的大北电报公司。他们在1900年铺设了烟台至上海、烟台至大沽的海底电缆,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在烟台设立电报局,承接收发电报业务。中日甲午战争后,1908年日本也在烟台设立电报局,铺设了烟台至大连、烟台至威海的海底电缆,并可转往日本长崎,控制了烟台与东北的通讯联络。英、日等国发展电讯业的目的,就是用其先进的通讯技术加速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控制。

    更为恶劣的是英、法、俄、美等国还在烟台进行骗卖中国劳工的“苦力贸易”。1874年,英、法两国从山东骗卖华工30万人,由烟台、威海运至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地。1896~1903年,俄国通过烟台港共掠走山东华工12.54万人。之后,每年都有被骗华工被转卖到外国。1916~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俄在山东共骗卖去欧洲战场服军役的华工达15万人,从烟台、威海出口的华工就有10万人。

    在文化上,西方列强通过发展宗教势力,腐蚀人们的思想,利用办学校、建医院等福利事业为掩护,收买和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势力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胶东的一支特殊力量。1851年,基督教传入烟台。1858年,天主教传入烟台。烟台开埠后,根据《天津条约》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在中国各地传教,英、法、德、意、美等国传教士纷纷来到胶东,先后在蓬莱、黄县、招远、掖县、烟台、栖霞、海阳等地,设立教堂,发展教徒,组织教会,宣传宗教迷信思想,加强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19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建立了北、南、东3个教区,在济南、兖州、烟台建立3个总堂。1894年2月,天主教方济各会从山东北界教区划出山东东界教区,主教驻烟台。东界教区管辖范围相当大,除胶东各县外,还包括博兴、高密、寿光、广饶、昌乐、坊子、临朐、周村、益都、博山、临淄、日照等共33个县。他们在这些地区广收教徒,很快就发展教民11000余名。基督教也在烟台建立烟台教区,在蓬莱、烟台、栖霞、海阳建立教堂,发展教徒。在这些宗教组织保护下,有的传教士与当地的恶霸劣绅相勾结,强租强占民田民房,盘剥民众,从事反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法活动。有的传教士,在以传教布道为名,腐蚀烟台人民思想的同时,还对烟台各地的物产、矿藏和劳力资源进行实地调查,为其国家进行经济侵略搜集情报。创办学校和医院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入侵的一种手段。美国基督教、天主教先后在蓬莱、烟台、黄县、掖县建立了多所学校和医院,其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人们的好感,向学生灌输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进行所谓“道义征服”,让中国人民长期接受其奴役和统治。

    在烟台农村,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地主和地方官吏的压迫、剥削,烟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烟台人民虽然勤劳、勇敢、聪明、正直,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在清王朝的长期统治下,他们政治上没有权力,深受封建官吏的欺压,农民不仅要缴纳很重的正税,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杂税。在经济上,地主、富商利用高额地租、高息贷款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农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进一步剥削压迫中国人民,清政府竟把付给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赔款转嫁到人民身上,而各级地方官吏则伙同土豪劣绅,催租逼债,强征暴敛,广大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第二节 海莱栖农民反清起义和抗捐抗税斗争

    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烟台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早在1648年,栖霞县的于七就在牙山组织领导过抗清武装起义。在近代,1910年海阳、莱阳人民举行的抗捐抗税反清起义和1912年烟台革命党人举行的反清武装起义,则是声震全国、影响烟台市历史发展的两件大事件。

    1910年,海阳、莱阳一带,重霜成灾,麦苗枯死,夏收无望,断粮绝炊者“十居有九”。四乡人民一致要求将丰年时储存在“社仓”(清朝政府为调节粮价,备荒赈灾,在乡村设置的粮仓)的粮食退还给民众,或抵纳捐税,以渡荒年。而当地官吏却将万余担秋谷全部变卖,中饱私囊,激起了民众义愤。4月21日,莱阳县柏林庄人曲诗文,邀约各村代表聚会唐家庵成立联庄会,推举曲诗文为会长,以集体力量讨还储存的社仓的粮食。27日,群众再次集会,决定到莱阳县城讨粮,推举曲诗文为进城讨粮的总指挥。5月21日,曲诗文率领乡民千余人进城索要存粮。莱阳知县朱槐之为缓兵之计,佯装答应退粮,暗地里却报告登州府请求派兵镇压。此时,海阳县监生宋煊文父子激于义愤,鼓动群众联名上书10次,请求海阳知县剔除种种陋规,废除苛捐杂税,并惩办劣绅。海阳知县方奎对民众的要求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借口实施新政,又增加了新的浮捐杂税,部分群众自发的起来抗捐抗税。海阳知县方奎疑为宋煊文父子教唆,便于5月4日将宋煊文父子逮捕入狱,判刑10年,以求“杀一儆百”。宋煊文父子被判刑的消息传出后,海阳县民众震怒。徽村会首高启旺、南泓村(现属乳山市)会首宋维屏等组织嵩山、行村、林寺、乳山等4个乡的民众,准备合力攻打海阳县城,营救宋氏父子。6月6日,高启旺、宋维屏率领群众到达望石山前,并包围了海阳县城(今凤城镇),要求知县释放宋氏父子,废除苛捐杂税,惩治贪官污吏。守城的官兵竟开枪射击,打死4名群众。这时,被激怒的群众奋不顾身,一举攻入城内,知县方奎化装逃匿,群众涌入县署,打开监狱,救出宋氏父子,然后返回望石山。6月7日,高启旺、宋维屏通过城内士绅,迫使方奎亲赴望石山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方奎被迫答应群众提出的开仓放粮、裁免浮税、退还勒捐、公举公正人办理新政用款、惩办枪杀群众的凶手等9条要求。6月8日,高启旺、宋维屏又带领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闹乡社劣绅的斗争。这一斗争,前后历时半个月,迫使海阳县20余个乡的土豪劣绅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海阳县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前后达2万余人。

    海阳县群众抗捐斗争的胜利,鼓舞了莱阳县人民的抗捐斗争。6月10日,曲诗文在莱阳城西九里河集合4000人,商议再次进城讨粮。莱阳知县朱槐之慑于群众的压力,将征收苛捐杂税的责任都推脱是劣绅、恶吏王圻、王景岳所为,转移了斗争目标。次日,曲诗文率乡民七八千人找王景岳说理。王景岳事先逃匿,愤怒的群众便将王家的房屋烧毁。6月12日,群众又将王圻的两个走卒家的房屋烧毁。6月13日,又有三四万群众集结城外,准备进城与官绅论理。6月14日,朱槐之怕激起民变,被迫派人调解议和,答应群众的要求,如征收地丁仍按旧章、赔还盗卖的租谷、巡警不得随意下乡骚扰、革去王景岳等人的官职、宣布曲诗文无罪等。抗捐群众恐朱槐之以后变卦,逼其立碑为凭。

    王景岳不甘失败,派其子去省控告。6月27日,山东巡抚孙宝琦革去朱槐之的职务,推翻原来的许诺,并派新任莱阳县令奎保捉拿曲诗文。7月3日,由于形势紧迫,曲诗文发出“转牌”告急。7月4日,曲诗文集合5万群众,在九里河宣布起义。起义军帅府设在柏林庄,曲诗文任起义军总指挥,鲁凤岐任军师。莱阳人民抗捐斗争,震动了清王朝,命令孙宝琦派重兵镇压。孙宝琦派省城巡防队、灵山常备军协统叶长盛、登州镇总兵李安堂等前往镇压,并勾结驻青岛的德国军队协助镇压。7月10日,起义军分东、西、南、北4路军攻打莱阳县城。因起义军武器不济,激战3日攻城未克。7月12日,曲诗文攻城时坠马受伤,下令收兵。7月13日,孙宝琦派来的灵山常备军协统叶长盛、登州镇总兵李安堂亲自督军攻击九里河起义军总部,莱阳县城内的清军乘机冲出城门,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起义军溃败。之后,曲诗文率领起义军转入海阳,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而失败。曲诗文只身去东北避难,数千群众被杀害。7月18日,海阳县高启旺、王令等继续聚众,反抗官府。后不幸失败被捕。10月18日,高启旺等起义领袖也被官府逮捕杀害。曲诗文在避过清军围捕后,率余部活动于莱阳、招远、栖霞边境一带。1911年,曲诗文拟与招远县郭福年联合,计议再攻莱阳县城,后因郭福年被害未成。1914年秋,曲诗文不甘失败,重返莱阳,准备再次组织起义,不幸被捕。9月被押往烟台,12月与其长子曲洪彦、三子曲洪昌同时在烟台就义。海莱人民的反清起义,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鼓舞了烟台人民的斗志,成了烟台辛亥革命的前奏。

    第三节 烟台同盟会起义与烟台军政分府的成立

    辛亥革命的兴起,开始了烟台市人民反封建斗争的新阶段。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建立同盟会,烟台籍留日学生徐镜心、谢鸿焘、邹秉绶、邱丕振、于洪起、栾忠尧、左雨农、丛珠、孙嘏臣、徐镜古、徐文炳、陈命官、丁世峄等人成为第一批同盟会员。同盟会在日本设立总部,下设9个支部,其中在国内设立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北方支部设在烟台,由徐镜心任支部负责人,统辖华北、东北、西北8省的同盟会。山东同盟会的主盟人为徐镜心和丁惟汾。至1907年,胶东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者达60余人。中国同盟会在日本的活动,引起清政府驻日本公使杨枢的畏忌,他怂恿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留日学生被迫陆续回国。烟台籍及胶东各地的留日同盟会员返回故里时,正值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他们因势利导积极筹款创办新学、设立公学,籍以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为反封建斗争作准备。徐镜心、谢鸿焘、陈命官等回到烟台后,秘密设立同盟会办事机关,并于1907年由谢鸿焘出资,徐镜心等参与筹办,在烟台西郊创办了东牟公学,聘请胡瑛、张继等同盟会员任教,谢鸿焘夫人马秋仪创办了端本女校。同盟会员邱丕振、邱砥之在家乡掖县创办了掖西公学。徐镜心在家乡黄县创办了明新学堂和坤元女子学堂。丁训初、李凤梧、齐芾南等还创办了《渤海日报》。孙锡纯也于同年在烟台开设荟萃图书公司,宣传革命思想。这些学校、报社都成了同盟会员活动的主要场所。同盟会山东会务主盟人徐镜心在山东全省影响很大,被誉为“鲁东革命巨子”,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曾有“南黄北徐”之称。在徐镜心、丁惟汾等人组织下,山东同盟会组织发展迅速,黄县、掖县、蓬莱、文登、荣成、威海等县,都相继建立了同盟会组织。

    1909年,山东同盟会主盟人丁惟汾从日本回国,召集栾宗尧等由东北回山东谋划在烟台发动起义事宜。9月,栾宗尧与肖牧先后回到烟台,联络、聚集革命同志,并派同盟会员宫树藩等策反驻烟台清军。经两年工作,驻烟台各营清军中均有同盟会员和革命同情者。胶东各地的革命党人也积极发展同盟会员,为烟台起义作准备。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山东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并于11月初在济南山东省咨议局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认为在山东实现独立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尽快起义宣布独立。11月13日,山东各方代表在济南集会,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召开山东独立大会,宣布山东独立,脱离清朝政府。

    武昌起义爆发时,聚集在烟台的革命党人主要有李凤梧、栾忠尧、王耀东、宫仁山、宫锡海、宫锡恩、杨新亭、张雨臣、丁训初、李士元、李旭堂、由芝贵、萧仕生、王锡之、孙嘏臣、刘德亭、曹维新、倪显廷(号称“十八豪杰”)。为发动起义,他们深人到东山警卫第二营、海军练营第一营、海防第一营等军队中做工作,并争取了清军海防营管带董保泰的内弟、哨官宫顺德作为内应。革命党人还在海军学堂的学生中散发传单,在大街上张贴标语,号召“同胞速举义旗,帮助民军逐出满清”。湖北军政府送山东的檄文,也在海军学堂的学生和水手中传阅,影响很大。许多人写血书表示革命的决心。革命党人的行动使驻烟台的清军极为恐慌。革命党人认为时机成熟,遂决定于11月12日晚发动起义。

    当晚,李凤梧等“十八豪杰”聚集在《渤海日报》社,商讨起义大计。最后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李凤梧帮助宫顺德驰往东山海防营,勒令其哨兵待起义发动后,劫持海军管带董保泰,夺其军权;一路由孙嘏臣、王耀东带人攻占道台官署,捉拿道台徐世光;一路由刘德亭、李士元、李旭堂、曹维新等去大清银行,放火助威。部署既定,大家歃血盟誓,决心夺取胜利。然后,他们分别携带十三太保枪一支、手枪五六支;没有枪的就用手帕包着苹果装作炸弹,包着小条帚当作手枪,分头行动。第一路由毓璜顶直扑海防营,队伍行进途中,挥旗大呼:“革命党大军来了!”守岗警兵纷纷逃遁。遥见海防营内火起,起义军即在大油桶内点燃爆竹,鸣枪奋臂疾呼,声如巨雷,气势浩大。宫顺德率兵闯人管带董保泰室内,胁迫董保泰交出兵权。董保泰只好将部队点齐,随义军袭攻道署和其他官署。道台徐世光闻声潜逃至海关税务司英人梅尔公馆里,后由英人护送到青岛。李旭堂等人前往大清银行放火助威,并用电话召集东、西炮台警卫队整队进街,城内清军纷纷弃枪躲藏。警察厅长赵英汉见势不妙,便逃之夭夭。这样,革命党人未经战斗,一夜之间便光复了烟台,取得了起义胜利。

    13日,烟台革命党人以“十八豪杰”的名义,致电上海都督陈其英,报告烟台独立经过,宣布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推举清军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分府总司令。而王传炯本非革命党人,攫取领导权后,表面附合革命,暗地里却接受孙宝琦指使,阴谋破坏革命。在烟台的革命独立运动中,帝国主义列强采取名为“中立”,实为破坏革命的卑劣行径。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就利用其自办的刊物,给清政府传递消息,帮助清军派兵前去烟台镇压。

    1911年12月24日,孙宝琦在袁世凯的拉拢、利诱下,宣布取消山东独立,恢复旧制。山东独立被取消后,一部分革命党人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起义的道路。在山东独立过程中早期赴上海的徐镜心、杨岘庄等人,于11月19日在上海晋见了孙中山先生,并于24日联络各省革命同志成立了“中华民国共和急进会”,与上海都督及胡瑛制定了“先据烟台,再取登州,以图济南”的革命战略。12月6日,徐镜心会晤烟台革命党人,组织成立“北方共和急进会”,自任会长,并派孙尹平到登州组织分会,派曲邂尘到黄县组织起义武装。王传炯得知消息后,强令“急进会”成员离开烟台,否则予以逮捕,徐镜心等被迫于12月26日率部转赴大连。徐镜心在大连联络连承基、邱丕振、姜炳炎、安静山等人,购置枪械,招募士兵400人,于1912年1月15日凌晨抵达登州。公推姜炳炎为司令、徐镜心为参谋长,兵分两路攻击登州清军水师营和老柏山炮台。清军管带王步青被缴械,知县王荩臣开城投降。当日,成立蓬莱军政分府,连承基任都督、李锐之任财政司长、安静山任军务司长、王荩臣留用任民政司长。此后,黄县、牟平、荣成等县先后成立军政分府。此时,王传炯勾结清军莱州总兵叶长盛对黄县发动进攻,其他县反动势力也向革命党人反扑。面对封建势力的猖狂复辟,徐镜心、栾宗尧、谢鸿焘等人先后赴南京、上海晋见孙中山和上海都督陈其美,请求派兵北伐,支援烟台革命。1912年1月20日,陈其美派杜潜和沪军司令刘基炎率沪军北伐队3000余人,乘船抵烟台,驱逐王传炯,夺回领导权,同时改烟台军政分府为山东军政府。1月25日,刘基炎率部至黄县,击败叶长盛,解了黄县之围。2月初,胡瑛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烟台,就任山东军政府都督。后因登州、黄县民军不和,沪军撤回烟台。这时清军协统张广建率援军与叶长盛一起乘机反扑,黄县民军抵挡不住撤回县城,龙口、北马、黄山馆等镇复落清军之手。2月11日拂晓,黄县县城失守,连承基、徐镜心等突围退至登州。胡瑛又派刘基炎率沪军乘船援登州,13日又从陆路急奔黄县救援。清军闻讯后西撤,黄县再度光复。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辞职,袁世凯篡权,提出山东两府(济南、烟台)合并。3月19日,胡瑛辞职。28日,袁世凯派亲信周自齐出任山东都督。6月,袁世凯派曲同丰(芝罘区世回尧人)到烟台遣散革命武装,轰轰烈烈的烟台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烟台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武装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封建地方官吏,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烟台人民的觉醒和后来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条件。

    第四节 五四运动在烟台的反响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由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开幕,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派专使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废除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提出了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11月27日,会议讨论中国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对收回山东提出了陈述,要求日本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和其他权利全部直接归还中国。但日本却无理的要求把山东让于日本。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各爱国团体和有识之士纷纷上书或致电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专使,要求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保证中国主权的完整和财产的安全。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以及民族的尊严,全国各地的各行各界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积极进行声援。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议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于日本。中国代表遵照北洋政府的旨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和约上签了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般的开始了。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一致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政府的3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首倡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山东是最早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省份之一。全省迅速掀起了一个以济南为中心,以声援北京学生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为主要内容,以发表通电和集会、示威游行、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为主要形式的群众爱国运动。

    在烟台,各校学生首先响应,纷纷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各界群众也加入了声援行列。5月17日,烟台商埠28所学校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演讲,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誓作北京学生的后盾。烟台各界人士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通电全国,争取青岛和山东主权。工人、店员、商人、市民踊跃参加游行、罢工、罢市,抵制日货,声援学生爱国运动。烟台商界还成立了“国货维持团”,设立国货陈列所,宣传国货,组织领导商界同胞抵制日货。烟台抵制日货的斗争持续到1922年,市面上日货完全绝迹。福山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也联合成立了“国货维持团”,动员人民抵制日货。栖霞县群众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号召,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全县303家商号采取统一行动,拒卖日货,积极推销国货。在掖县,省立第九中学学生组织起来,上街示威游行。同月,掖县成立“救国十人团”(即每10个人为一组),发动群众声援学生运动。蓬莱县省立第八中学的进步师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并联络其他中学和师范等学校,发出通电,誓作北京学生的后盾;成立演讲团,在全县城乡各地积极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5月19日,蓬莱各界人士召开万人声援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同时,全县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在黄县,黄县中学学生为声援北京学生举行罢课,县内各校积极响应,并在城隍庙集会,向北京政府发去抗议通电,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在招远县,被五四运动爱国精神所鼓舞的热血青年,在道头、毕郭和招远县城等集市上演讲,宣传抵制日货。在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以烟台海校的学生表现最为突出。他们思想敏锐,消息灵通。当五四运动爆发后,烟台海校学生李之龙、郭寿生(福建省福州市人)等不顾海校当局施行的高压,在校内张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标语,发动海校学生、校工、卫士和舰上士兵,冲破反动校方的阻挠,上街游行示威,同烟台各校和各界人士一起,奋勇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此后,他们开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广泛接触和研究各种新思潮。烟台学生联合会成立了“烟台警世新剧社”,编演具有反帝爱国内容的剧目,深入工厂、街道演出,宣传发动群众。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烟台海军学校学生开展了反对反动学校当局的斗争。烟台海军学校的前身是清政府的海军学堂,校址设在烟台东郊金沟寨村,是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办的。1912年推翻清政府后,烟台海军学堂直属北京政府海军部,1913年改名为烟台海军学校。当时,海军教育极端黑暗、专制,学生除了学习英文、算术和每天两次枪操以外,不准学习其它的知识。教育的专制加上教师行为不检,导致校内吸食鸦片和赌博成风,激起了李之龙、郭寿生等进步学生的愤慨。1919年秋天,郭寿生等向校方提出了改革海军教育的意见和条件,遭到拒绝。于是,全体同学罢课,并搭乘轮船离烟去沪。在上海期间,他们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揭露黑暗的海军教育,求见孙中山,请孙中山训导和帮助。孙中山为学生们的激情所感动,在沪接见了学生代表,倾听了学生们的意见,并鼓励他们只有参加革命才有光明前途。全国学联、各省进步人士、舆论界纷纷出面声援,支持烟台海军学校的学生运动。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海军部为了缓和各方面的指责,派人到上海与学生代表磋商,答应了学生们的部分要求,放宽了对学生们的管制,撤换了一批教职员。烟台海军学校进步学生,经过五四运动的教育和领导罢课斗争的锻炼,已成为烟台学生运动的带头人,烟台海军学校则成了烟台市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首发地。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之后,一个介绍和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热潮迅速在中国掀起,数以百计的刊物不同程度地表示向往和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时成为人们公认的新思潮。五四运动不仅促进了烟台人民的新觉醒,也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烟台,五四运动前胶东新报社等文化宣传单位就经销发行《新青年》、《每周评论》、《建设》、《国民》等进步杂志,介绍民主思想、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烟台海军学校的李之龙和郭寿生在校内组织成立了读书会,阅读和研究《新青年》、《每周评论》、《俄国革命史》、《资本论入门》和社会主义理论等。不久,李之龙、郭寿生又作为通讯会员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海校读书会的成员通过学习,深受马克思学说的启迪,思想进一步活跃。1921年秋,郭寿生在海校读书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继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和年轻士兵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是烟台现代史上第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为在烟台建立共产党、青年团组织打下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黄县、莱阳、招远、掖县的一批进步青年,也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寻求改造和解放中国的道路。

责任编辑:亦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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