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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变迁

2013-12-30 16:07:18

来源:水母网  


    张景芬

    在中华版图上,胶东半岛宛如一个引颈东向黄、渤海的骆驼头,一条河横穿“骆驼”的颈部,南流胶州湾,北入莱州湾,这条河叫做胶莱河,胶莱河以东地域,俗称胶东。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连陆,在直观上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居住在胶东半岛的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将舄卤之地改造成宜耕的农田,在黄土地上创造了厚重的农耕文化,铺垫了胶东文化的底色;“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制罟罘而渔猎,创造了蓝色的渔捕文化;“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借陆、海、河之便以交通,创造了多彩的商旅文化。

    富饶的土地和海洋,环黄、渤海的“地中海效应”,从逻辑上这里应该较早地形成商品交换的聚落或地域的商业性上层建筑,芝罘正是应运而生。只是在近代,西洋文化的冲击催化了这一进程。早在六七千年前,芝罘这里就有先民居住,象征芝罘地名的芝罘岛在往古则是一个孤岛,大约在公元前六千年前,由于流沙的自然流动,变成了一个连陆岛,于是有了当今意义的芝罘湾。芝罘湾早在春秋时即为东部沿海之交通要道,秦皇汉武多次踏足此地,胶东同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一带的海上交通,在历史上留下了若干记录,但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那还只是涓涓细流,根本冲击不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根基,何况,当时中国作为上方大国,同周边的交往主要还是文化“高”地对边陲的幅射,而不是吸引。芝罘湾是南、北洋海上运输的必经之地,芝罘岛、崆峒岛又是天然的导航标志,南粮北运,芝罘是重要的停泊点。元朝定都北京,海上漕运大兴,芝罘的作用更趋重要,海运引发了这里的城镇化,其后,明朝的海防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一个城市的形成,既取决于相对坐落,又取决于对外关联。它可以是由内力生发的,如经济、社会的发达,导致剩余产品及剩余人口在某地的会聚,也可以是由外力引发的,如来自外部力量的刺激。来自东部倭寇的侵扰,就是这样的一个刺激,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朝廷从各地调集军队来胶东半岛,约有十余万之众,用于军事防卫,奇山所城诞生了。烟台人将此视为城市的起始。海运与海防是芝罘早期城市化的两个动力。始自元朝的海运和明朝的海防,加大了胶东的对外关联,强化了社会的异质性,促进了芝罘城市化的步履,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另一次更大的外力冲击,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芝罘以及胶东社会的性质。这就是清朝1861年烟台的开埠,西洋文明进入了烟台,打破了这个半岛的宁静,这场冲击是史无前例的、最剧烈的社会剧变。表面上,这场冲击是土货对洋货、中国人对西洋人、世俗儒风对基督教伦理的正面接触,但背后,却是传统农业社会根基的松动。“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中西方文明之相交,恰如冰炭共器,寒署兼时,其震荡之烈可想而知。先说土货与洋货。从烟台出口的货物是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如畜产品、渔产品(虾米、虾干、咸干鱼等)、豆饼、枣、花生、花生仁、植物油、干果、果类、粉丝、药材、蚕丝、茧绸、花边、草帽辫、髪网、鬃毛、肠衣等;从西方进口的货物主要是工业加工品,如金属五金、纸张、棉纱、棉布、毛织品、染料、煤炭、煤油、火柴、糖、面粉、海菜、鸦片等。于是,这些来自西洋的货物便纷纷被冠以“洋”字,如洋铁、洋钉、洋灰(水泥)、洋面(面粉)、洋布、洋伞、洋车(人力车)、洋油、洋蜡(蜡烛)、洋火(火柴)、洋碱(肥皂)、洋戏(留声机)、洋片(被放大镜放大的连环图片),从西洋进来的菜、果、林木等被叫做洋白菜(结球甘兰)、洋葱(葱头)、洋柿子(西红柿)、洋梨、洋姜(菊芋)、洋芋(马铃薯)、洋槐(刺槐)等,由西方传来的阿拉伯数字被叫做洋码子,跟外国做买卖赚的钱叫做发洋财,西方人则被直接叫做洋人。同西方接触的初期,来自西洋的习俗、风尚、样态等被称作“洋气”,含有贬义,但深度交融之后,“洋气”演变成了同“土气”相对的褒义词,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土货与洋货之间的交流,绝不是简单的贸易往来,更不是一般意义的商品交易,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之间的碰撞:一边是东土,另一边是西洋;一边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另一边是新兴的工业文明;一边出口的是低附加值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另一边进口的则是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这既是表面上平等的市场意义的公平交易,也是实质上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无情剥夺。这次震荡不同于以往,它发生了质的突变———胶东奉之数千年之久的农耕经济基础首次出现了一道缝隙,不须再经千百年,大概只须数十年,将衍生出另外的社会形态。再说乡民与公民。作为农业国的中国人,有着数千年乡土文化传统,本质上是乡民;西洋人则裹挟着近代工业文明,已有数百年的公民社会传统,本质上是公民。在接触来自西洋的商人、政客、传教士、军人、探险家等的初始,烟台人把这些金髪碧眼的家伙视为空降的异类,称他们为“洋鬼子”,一些方正的地方士绅还认为,那些勾勾牙牙的字母组成的西洋文字是孔圣人周游列国时骑的驴撒的尿,在地上弯弯曲曲的形状,被洋鬼子抄了去当作文字的。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方方正正的中国方块字才是真正的文字。但是,经过深度接触之后,烟台人发现,以耕读为本的传统家族发育出来的中国人格,同适应工业文明而产生的中间机构(intermediateinstitutions)发育的人格是非常不同的。中国的《礼记·大学》讲“修、齐、治、平”之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族、国家、天下,这是一个由微观至宏观的统一系统,家族是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从结构上,“家”是“国”的缩微,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世界上,以“家”命“国”而称“国家”者,中国独此一家。《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然而,在工业革命后的近代社会,能齐家者,未必能治国。“家”与“国”之间,崛起了大量的中间机构。这也是开埠以来烟台发生的事情。洋人不仅往烟台出口大批洋货,还直接利用这里的廉价劳力和原料直接在烟台开工厂、办公司和其他社会事业。这些中间机构包括工厂、公司、商会、工会、教会、洋行、银行、海关、邮局、电报局、学校、聋哑学校、书院、博物院、医院、救济院等慈善机构,以及各色各类的志愿者组织。一些烟台人为洋人的公司当买办,在各种机构里供职,还有些志士仁人,则直接兴办民族工业,于是,像酒厂、面粉厂、罐头厂、钟厂、电厂等以轻工业为主的民族工业陆续诞生了。这不是一般意义的行业的兴起,这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奉之数千年之久的以农耕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正在瓦解,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将要产生了。商品是硬实力,商品背后的工业和科技是更为重要的软实力。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烟台人发现了这些西洋人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是比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更为“高级”的一种文明。逐渐地,不光冠以“洋”字的各种商品被烟台人广为接受,那些毛茸茸的金髪碧眼的洋人,也逐渐被烟台人接受了。开埠以后的几十年里,烟台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最早的白领中产阶级正在形成,按照常规的步履,烟台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特大城市。然而,西方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需要更大的腹地,他们不仅需要胶东,还需要华北乃至更为广阔的范围。于是,另一个相对坐落更为优越的地方———青岛崛起了。总之,烟台与青岛之间发生了此伏彼起的变化,加之烟台铁路的修建又比青岛晚了半个世纪之久,进而拉大了两地的差距。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青岛中心城区非农业人口已是烟台市的4倍左右。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烟台经历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改革,意味着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向,而开放,使烟台再次面向西方世界———与上一次不同的是,主权形式变了,不是被迫打开国门,而是执政党自觉开放。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原先的烟台地区行政公署变成烟台市,而在人们心目中已根深蒂固的烟台市的多数企业及有关事业机构被新“市”收去,自己则变成芝罘区。30年过去了。当年靠近烟台市的福山县、牟平县已变成同芝罘区并列的区,芝罘和牟平又“挤兑”出一个莱山区。可是直到今天为止,不光烟台所辖的各县、市的人们到芝罘说是“去烟台”,与芝罘相并列的福山、牟平、莱山区的人们到芝罘也说是“去烟台”。可见,一百多年以来所形成的这个城市聚落是多么深入人心。1983年新改成的烟台所辖的15个县、市、区的非农业人口数,芝罘区是26.99万,居首;莱阳居第二,5.59万;威海市4.99万,居第五。芝罘区是名符其实的首善之区。对比烟台其它县、市、区,这里的人口质量最高,城市意识和公民意识最强,更容易同现代文明接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安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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