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MG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唐娅“上个世纪30年代，烟台城区内的外国领事馆和洋行林立，商店里洋货充斥，海岸路和太平街，到处是酒吧间、跳舞厅。而学校，特别是中等以上的学校，几乎全是教会所办。”昨日，芝罘区红办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起抗战前烟台学生运动，他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烟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疾呼抗日救亡。

    创办进步宣传刊物，激发市民爱国热情

    “1930年前后，烟台党的地下组织———中共烟台特别支部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但是党的主张和政策，已经深入到群众中，特别是深入到青年学生中。”芝罘区红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九·一八”事变后，烟台的爱国进步青年，以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为核心，采取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尤其是山东省立烟台第八中学和志孚中学的进步学生，革命活动更为突出。“1933年，烟台八中录取了一批新生，在这批学生中，有陈汝冀、柳远光、吕其恩、吕其惠、温建平、韩蠡、周庆荣等。吕其恩、吕其惠、陈汝冀是在东北三省沦陷后流亡到烟台的。”芝罘区红办工作人员介绍，在东北的时候，他们就进行过抗日救亡活动，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过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到了烟台八中以后，他们继续在学生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但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而且还先后团结了像解紫冀、杜若等进步教员，烟台八中的学生，在《钟声报》办起了副刊，同学们利用这个阵地，继续刊登进步文艺作品，以激发人民的抗日斗志。

    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秘密发展“民先”组织

    “日军占领我东北三省以后，不断有大批的进步学生、失业工人、破产的小资本家和手工业者，从东北逃至胶东。”芝罘区红办工作人员介绍，1935年初，对外屈膝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把冀东的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寇。盘踞在烟台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也亦步亦趋，禁止和压制学生抗日的活动有恃无恐，引着了青年学生们再也不能压抑的一腔怒火。“1935年冬，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为了使学生运动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1936年初，在党的号召下，北平学生组织了南下工作团，其后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芝罘区红办工作人员称，北平的学生运动，大大地鼓舞了烟台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1935年底，吕其恩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受党的北方局派遣，回到烟台发展“民先”队伍，重建烟台党组织，曲承华等进步学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吸收入党的。到1936年4月前后，李丙令、孙德运等人在志孚中学秘密地发展“民先”队员，组织“民先”队伍，开展“民先”工作。

    诸多烟台革命学生走上抗日救亡战场

    “1936年8月，由吕其恩、李丙令、温建平等人组成了党的烟台工委。不久，烟台工委又与胶东特委合并，由理琪任胶东特委书记，吕其恩任副书记。”芝罘区红办工作人员介绍，至此，烟台的“民先”工作和学生运动就直接在特委的领导下进行了。但是又过了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理琪同志不幸被捕，党组织又遭破坏。特委机关转移到威海，留在烟台的党员，由李丙令任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同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消息传来，党所领导的烟台学生救亡活动更加高涨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发出了“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烟台的许多进步学生，跟随我地下党组织转移到农村，拿起武器，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他们当中，像李肇安、马心田、栾新春、孙德运等人，英勇地为国捐躯，为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