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儒英（1907-1944） 招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原名刘宝臣，招远市阜山镇牟疃村人，家中有兄妹6人。12岁进本村私塾读书。1930年师范毕业后，先后在黄县（现龙口市）大吕家、下丁家、磨山迟家和西城子等地教书。“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入侵东北三省，觊觎关内大片国土。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推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残酷的现实使刘儒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1934年春，经岭上村（现属毕郭镇）在黄县教书的共产党员李铭山介绍，刘儒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春，黄县一带的党组织因叛徒告密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许多同志被捕。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让刘儒英回招远老家开展活动，发展革命力量。刘儒英回到了家乡牟疃村，回乡不久，被推选为村长。当时，村里有许多青年经常凑到一起赌博，不少人因输了钱而闹得家庭不合，有的甚至落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地步。针对这种情况，他以村长的名义在村里成立了“青年戒赌会”，制定了会规和章程，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和支持。刘儒英利用戒赌会这一合法形式，向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先后将几个作风正派的穷苦青年农民发展为党员。不到一年的时间，牟疃村的赌风基本敛迹。

为了打通党在蓬（莱）、黄（县）、招（远）、掖（县）之间的联络渠道，组织上决定在牟疃设立秘密交通站。刘儒英在村南头开了个饭店，以便于掩护和筹措活动经费。牟疃村地处交通要道，每五天还有一个大集，因而饭店的生意很兴隆。刘儒英的公开身份是饭店掌柜，暗地里开展秘密交通工作。小饭店既掩护了党的活动，又为党组织提供了活动经费，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5年秋，上级党组织派李树芬(李觉)到招远任特支书记，刘儒英任特支委员。李树芬到牟疃村以开药铺行医为掩护，与刘懦英共同领导招远党的活动。当时，牟疃村成为招远县党组织活动中心。在李树芬、刘儒英等人的努力下，招远县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战争在全国拉开了序幕。刘儒英与张子良、李厚生等人夜以继日地组织发动抗战力量，筹建抗日武装。1938年4月，中共招远特支重新成立，刘儒英任特支书记。同时，党的外围组织——民先招远县队部，也在牟疃村成立。8月，中共招远县第一届委员会在九曲村成立，刘儒英任县委书记。县委对外称“招远县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刘儒英为主任。自此，以刘儒英为书记的中共招远县委领导全县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扩大抗日组织，组建抗日武装，抗日的烽火燃遍招远。

当时，县委初建，人手不足，刘儒英同志身兼数职，忙得不可开交。艰苦的环境，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使得本身体质较弱的刘儒英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他经常咳嗽，痰中带血，面黄肌瘦。为了党的工作，他以惊人的毅力，日夜操劳，带病坚持工作。

刘儒英家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大家庭。他对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严格要求。在他的影响教育下，大哥刘宝君、二哥刘宝玉、四弟刘宝民，一个妹妹和两个侄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了军。老父亲刘华南思想进步，积极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工作，是招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参议员。为表彰这个革命家庭，1942年，招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各救会和参议会联名将刻有“一门五英雄”字样的镂金大匾赠给他家。

刘儒英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极端仇视，敌人曾三次到牟疃村抓他，均被他机智地躲过。恼羞成怒的敌人封了他家的门，还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

1938年10月，刘儒英的病情日趋严重，组织上决定让他离职养病，由董建国接任县委书记。

1939年春，日军占领招远，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使得刘儒英无法静心养病。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到县委要求继续工作。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经特委同意，县委决定只让他作组织工作。

1943年下半年，刘儒英病情开始恶化，病魔迫使他不得不再次离开工作岗位。为避开日伪军的魔爪，他藏身在自家梨园的小屋内，一边治病，一边坚持工作。梨园深处的小屋里，常常彻夜透出小油灯的微光。

1944年2月27日，中共招远县委第一任书记刘儒英因病在自家梨园的小草屋中去世，年仅37岁。为纪念这位中共招远县委的早期领导人，当地人民呈请上级批准，将刘儒英生前创办的南院中心小学，更名为“儒英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