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烈士陵园小故事：

理琪迁坟

1945年，在修建胶东革命烈士陵园时，理琪的灵柩由文登的崔家口迁至陵园。迁墓之时，前面由骑兵引路，后面是吹鼓手，再后面是灵柩 ，最后面是送葬的人群。理琪的灵柩由八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起，从崔家口出发，抬至下一村，该村再选出八位强壮的年轻人，替下上一批人。就这样，理琪同志的灵柩，经无数的肩膀，一肩一肩的倒着，从文登的崔家口迁到烈士陵园。路上遇到办红白喜丧事的队伍，纷纷绕道而行。当理琪烈士的灵柩来到一条河前，一位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大娘，听说是理琪司令员的灵柩要过河，大娘抚棺而泣，老泪纵横，她光着脚，颤颤巍巍的倒退在河水中，用双手拍打着河面，嘴里高声喊道：“理琪司令员，您抬抬脚，咱过河了。”就这样，老人深一脚、浅一脚，边哭、边退、边喊，一直将灵柩引送过河。而送葬的队伍到达陵园时，已经排出了几里地的距离。理琪烈士的遗骨于1945年七月七日下葬在提前修好的陵墓之内，这座墓高2.5米，位于陵园的中轴线上，是陵园的主体建筑之一。

王文吃点心

1943年春，王文同志的肺病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同志们纷纷主动给他捐款，希望他改善生活，早日康复。王文同志得知以后坚决不收，后来他感动于同志们的挚情，才勉强收下，一共是59元5角。当时干部们都没有钱，每人每月只有一元钱的津贴，于是他从自己仅有的1元钱津贴中挤出5角钱凑成60，全部捐给了灾区的群众。

残酷的战争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沉重的工作负担，使王文同志的病势越来越重，但他仍坚持与警卫班和炊事员吃一样的饭菜，从不搞特殊化。一次他的炊事员找到参谋程涛说，“政委饮食很不好，每天只吃很少的饭”。于是程涛问王文是不是炊事员做的饭菜不合口味?他说“不，他做的很好”。程涛又问，您想吃什么，我派人去给您买。王文沉思了片刻笑着说：“我就想吃黄县稻香村的点心”。程涛忙说：“那好办，我派人立刻去给您买”。但买点心需要钱，而程涛和王文都没有钱，王文又不许他向别人借。正在程涛一筹莫展之际，王文却哈哈大笑着说：“怎么办，咱们俩这么一说啊，黄县的点心我就算吃上了”。听着政委那心酸的话，望着政委那消瘦苍白的面孔，程涛含着泪说不出话来。

王文同志一心想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无论大事小事，他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处以身作则，时刻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他是我们党员优秀干部的光辉典范。在他病逝前夕的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妻子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后，你们千万不能给党组织增添任何麻烦”。1943年11月16日，这位胶东人民爱戴的王文主任，病逝于乳山县菜园子村，时年仅32岁。

夏侯苏民过家门而不入

1939年，夏侯苏民随部队去蓬莱二五甲攻打高炳旺反动派。战斗结束后，部队往回撤时，路过他的村子。他的父亲知道他在这个部队里，便跑去看他。他将帽沿尽力向下一扯，不让家里人看见，径直向前走去。那么他不愿意看见自己的父亲吗？当然不是，他的内心里也是渴望着停下来同父亲说上几句话，但又想到家处敌占区，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一旦被敌人知道了，会给村民及家庭带来很大的灾难。他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去同父亲见面。

就是这样，也没住上几天，他的家庭遭受到敌人的破坏。父亲被敌人捕去，打得死去活来，家门被封，老婆孩子被赶出家门去，敌人要他父亲把儿子找回家。从此，他父亲也四处讨要，过着流离颠沛的困苦生活。生活的折磨，使他父亲得了病。病重期间，父亲写信给他，要他回家看望一下，他回信安慰老人说：“爹爹，对不起，因战争频繁，不能回家看望您老人家。您受的折磨，我全都知道。爹爹！好好养病吧！等杀干净鬼子，再回家看望爹爹。夏侯苏民同志参军九年，从未回家一趟，这种以大局利益为重，时时处处从整体、从全局考虑问题是夏侯的一贯思想。

于克恭受酷刑

由于叛徒告密，1934年10月6日，于克恭被牟平国民党县政府逮捕入狱。伪县长周义章、公安局长黄云阁等人连夜审讯政治要犯。于克恭昂首挺胸，走上法庭。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敌人纷纷哑口无言，周义章吩咐施用新制的酷刑——“星星之火”，即是在细孔铁筛里，放入烧红的炭屑，吊在半空，让受刑者卧倒筛下，衙役摇动铁筛，炭火纷纷下落在于克恭的脊背之上。周义章狞笑着说：“本县长要以‘星星之火’治‘星星之火’。”

于克恭卧于筛下，针锋相对的说：“你们的‘星星之火’可以燎人，共产党的‘星星之火’却可以燎原！”说完后他哈哈哈大笑。周义章黔驴技穷，将于克恭解往济南，请山东省高级法院审判。高级法院最后以“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判他入狱2年，后转到湖北省反省院服刑 。“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向南京政府强烈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抗日救国。1937年lO月，于克恭获释，不久，奉命回胶东开展党的工作。